实际权利人可以对名义权利人的债权人主张排除强制执行

来源:深圳法律顾问网 2020-04-09 14:57:15 阅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深圳股权纠纷律师
林某A、林某B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民事判决书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闽民终48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林某A。
  上诉人(一审被告):林某B。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某C。
  原审第三人:吴某D。
  原审第三人:安徽某E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诉人林某A、林某B因与被上诉人吴某C、原审第三人吴某D、安徽某E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E纸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莆民初字第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某B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林某A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林某A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依据的事实不清。讼争股份的初始来源不清,未查明吴某C如何取得股票,林某A应对其所主张的与吴某C合资认购股权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林某A未举证证实其与吴某C是怎样合资1000万元认购讼争股权的,对吴某C是怎样取得讼争股权的事实也未查明,讼争股权的取得途径不明。一审判决对林某A汇给案外人陈某的400万元款项怎样演变为讼争股份的认购款未查实并加以分析认定。
  林某A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嫌疑。一是借款担保人不履行保证责任。2013年4月7日,林某B借给正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5000万元,并由吴某D、吴某C作为担保人。林某B当时就是看在吴某C持有1000万元的股票才让其作为担保人。然而担保人吴某D和吴某C不但不履行保证责任,反而于2013年8月16日,在吴某D的授意下,吴某C与林某A签订《股权确认书》,用以转移股权财产;二是所谓汇款400万元给案外人陈某与认购讼争股权毫无关系。吴某C于2009年12月25日汇款给福建泰盛进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盛公司)认购股权与林某A于2010年3月4日汇款给案外人陈某这两个事实之间并无存在任何联系。吴某C只是在吴某D的授意下,才与林某A签订《股权确认书》。吴某D、吴某C、林某A三人利用之前的经济往来款进行恶意串通,虚设协议,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
  二、一审判决认定林某A是讼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是错误的。林某A并未依法取得讼争股份,“隐名出资”与“股权代持”是证券市场的禁止行为。证监会禁止上市公司出现股权代持现象,要求发行人的股权清晰,不存在重大的权属纠纷。吴某C与泰盛公司签订的2010年5月31日《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的受让人为吴某C,并无林某A的名份,证明林某A并无与吴某C合资认购股权,又根据吴某C与泰盛公司签订的2012年3月26日《关于〈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第二条中的约定:“协议各方一致确认,自原《股权转让协议》签署至今,未发生原《股权转让协议》中第十一条出售权约定所约定的事项,任何一方均未曾主张任何出售权,各方就原《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不存在任何纠纷”。据此亦可证明吴某C并无与林某A实际发生股权转让的行为,林某A所举证的《股权确认书》系伪造。依照法律、法规和某E纸业的股东名册,讼争股权的权利人无疑是吴某C,林某A未曾依法取得讼争股权的实体权利。本案的执行标的为上市股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四项规定,讼争股票的权利人是吴某C。林某A若主张吴某C持有的讼争股份系其所有,则应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股权已经工商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否则不享有阻却强制执行的权益。林某A与吴某C签订的协议是无效合同。吴某C于林某A在没有泰盛公司在场参与的情况下,于2010年10月11日签订《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并于2013年8月16日签订《股权确认书》这两份合同,在形式要件上缺乏合同主体泰盛公司,不符合法定要式。其协议的内容不仅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股权必须登记,在限售期内股票不得买卖),而且与吴某C和泰盛公司签署的协议内容明显不一致,自相矛盾。这种合同内容不仅违法,而且有恶意串通的嫌疑,为无效合同。
  三、原审判决认定林某A是否享有阻却本案执行之权利时,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中的第三人,对该法条中的第三人的范围加以限制。林某B是基于对吴某C持有1000万元股权的外观信赖,才让其作为借款的担保人。一审判决林某B承担诉讼费错误。本案与林某B有关的诉求仅为执行异议之诉,而林某A在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同时提出确认之诉,一审对两者的诉讼费未加以分清。因为林某A请求确认之诉部分的诉讼费与林某B无关。
  林某A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吴某C协助林某A办理股票变更登记手续,将4663410股某E纸业股票(股票代码6xxxx7)登记至林某A名下。2、吴某C承担本案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驳回林某A关于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诉求,认为林某A可以另案起诉,系适用法律不当。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讼争股票并非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而是上市的股份公司股票。一审法院混淆了有限公司股权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间的差别,将讼争股票当成有限公司的股权,错误地适用法律。鉴于本案所争议的标的物是4663410股某E纸业股票,属于股票权利确认纠纷,而并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林某A若要成为某E纸业股东,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某E纸业为被告另案起诉,这明显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的错误。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没有限制,可以自由转让。某E纸业是上市公司,股票已经实现全流通。一审判决既已通过判决的形式,确认登记在吴某C名下的4663410股某E纸业股票归属于林某A所有,林某A就不存在股东资格审查的问题,林某A能否成为某E纸业股东的唯一法定条件,就是林某A是否实际出资。三、虽然本案是因执行异议引发的执行异议之诉,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就已经考虑到权属问题的认定是能否阻却执行的重要前提,故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就明确规定将当事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的确认及阻止执行之问题一并解决。林某A已明确提出了确认权利的诉求,且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确认了本案讼争的股票为林某A所有。在此基础上,协助办理股票过户手续,系确认股票权利归属后解决争议的有效途径。因此,秉持减少不必要的诉累、节约司法资源的精神,一审法院理应在本案中对林某A提出的协助过户的诉请一并予以裁判,以维护林某A的合法权益。
  林某A辩称,一、林某A确系讼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本案讼争股份的权利源于某E纸业的重组方“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公司)的股东泰盛公司。2010年5月31日,吴某C以股权转让方式从泰盛公司取得吉安公司的0.78184%股权,成为了吉安公司名义股东。根据《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显示,泰盛公司与吴某C之间对“吉安公司的股权”转让达成合意,并明确了“吉安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的生效时间,即“2010年5月31日,该协议经各方签章之日”。林某A也是从该日起,在吴某C成为吉安公司名义股东的基础上成为了吉安公司隐名股东,并享有了相应的“吉安公司股权”。林某A取得讼争股权的事实明确,取得途径清晰。林某A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与吴某C达成股权代持合意,并取得公司的实际分红,其对讼争股权拥有合法权利已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吴某C最初是否与吴某D合资购买讼争股份以及林某A是从吴某C还是从吴某D处取得股权等问题,既不影响林某A对讼争股权拥有的合法权利,也与本案审理范围及审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关联。
  本案根本不存在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林某A取得讼争股权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林某B借款的时间。早在2010年3月4日,林某A就已经完成了支付讼争股权投资款的义务,并且其股东权利也已在2010年10月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予以确认。而林某A与吴某C在2013年8月16日再次签署《股权确认书》的根本目的,是因为2013年8月8日吉安公司借壳某E纸业上市后,股份名称及股份数都发生了变化。林某A需要吴某C再次对其持股情况进行确认。2014年9月,吴某C在收到讼争某E纸业股份的分红款后即将属于林某A的分红款支付给了林某A,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林某A系讼争股份的实际权利人,根本不存在所谓恶意串通的问题。
  2010年3月,林某A与吴某C共同投资的是吉安公司股权,吉安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而吉安公司借壳某E纸业重大资产重组发生在股份代持三年后的2013年8月。因此林某A以隐名股东身份与吴某C共同投资的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而非上市公司的股票。某E纸业系早在2001年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发行的上市公司,显而易见,某E纸业股票上市发行与讼争吉安公司股权代持完全是两个不同年代发生的无关联事情,不存在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相关股票发行上市法律法规的情况。如前所述,吴某C是因为持有吉安公司股权三年后,通过吉安公司借壳某E纸业后才拥有讼争的某E纸业股票。吴某C目前持有的某E纸业股票总股数为11658525股,而某E纸业总股本为45.5亿股,这样少的股份比例连前十大股东都算不上,更不可能是实际控制人。
  二、林某B无权申请执行涉案股权。林某B申请执行的债权性质决定了本案并不适用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本案讼争股份系强制执行的标的而非商事交易的标的,因此本案不适用于商事外观主义保护原则。至于林某B称当初是基于吴某C持有1000万元的股票才让其作为担保人的说法,没有证据支持。吉安公司借壳某E纸业是在2013年6月14日经过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的,而林某B借款5000万元给正大公司是2013年4月7日。故在林某B与正大公司债权发生时,吴某C根本不持有某E纸业的股票,且吉安公司借壳某E纸业重组能否成功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综上所述,林某B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在正确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林某B的全部上诉请求。
  吴某D辩称,一、一审判决认为中描述的事实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认定林某A将股权款400万元支付给吴某C、吴某C代林某A持有股份,这与客观事实不符。林某A于2010年3月4日向吴某D公司财务陈某个人账户转账400万元。这400万元是林某A支付给吴某D购买股份的款项,实际上吴某C并未收到该笔款项。吴某C与林某A当时根本不熟悉,当时吴某D并未告知吴某C持有的股票中是否吴某D有帮别人代持购买股份,吴某C系代吴某D持有股份。
  二、一审判决对吴某D、吴某C及林某A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2009年12月24日,吴某D与吴某C约定共同出资1000万元(其中吴某D出资900万元,占90%;吴某C出资100万元,占10%)购买泰盛公司持有的吉安公司股份,并将股份均登记在吴某C名下,吴某D的股份由吴某C代持,由此产生的风险均由吴某D承担。2009年12月25日,吴某C将该笔1000万元出资款汇至泰盛公司账户。至此,吴某C与吴某D已经产生股份代持关系。后期,林某A与吴某D商定,向吴某D购买900万元中400万元对应的股份,并于2010年3月4日向吴某D公司财务陈某个人账户转账400万元。2010年10月,林某A要求吴某D书面确认上述股份转让事宜。吴某D才告知吴某C,并授意委托吴某C签订了一份由林某A书写的《补充协议》,确认林某A占转让股份中的40%,并授意吴某C代吴某D追认2010年3月4日收到的400万元股份转让款。至此,吴某D与林某A之间产生股权转让关系。在吉安公司借壳某E纸业上市成功后,吴某D又授意委托吴某C与林某A签订《股权确定书》,确定林某A占比为40%。这只不过是对吴某D与林某A之间股权转让关系的确认。
  综上,吴某D与吴某C之间是股份代持关系,代持关系中明确约定由此产生的风险由吴某D承担。吴某D与林某A之间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林某A声称其与吴某C共同出资购买涉案股票,确实背离客观事实,吴某C代吴某D持有以及根据吴某D授意委托代为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的风险由吴某D及林某A承担,与吴某C无关。因吴某D向林某B借款5000万元,吴某C提供担保,登记在吴某C名下的股票被一审法院查封,系因吴某D的债务引起,过错在吴某D,与吴某C无关。
  林某A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吴某C名下的11658525股某E纸业(股票代码6xxxx7)股票中的40%即4663410股属于林某A所有;2、吴某C协助林某A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将上述4663410股股票的持有人变更为林某A;3、停止对上述4663410股某E纸业股票的执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4日,林某A将400万元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至户名为陈某的银行账户。2010年5月31日,泰盛公司作为甲方、吴某C作为乙方、福建省泰盛包装彩印有限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一份《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拥有吉安公司34.60%的股权。甲方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其所持有的吉安公司0.73184%的股权(出资额685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且有能力受让该股权。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吉安公司0.73184%的股权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出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条款受让甲方所出让的吉安公司0.73184%的股权。乙方在受让上述股权后,依法享有该吉安公司0.73184%的股权及对应的股东权利。2010年10月11日,吴某C作为甲方与乙方林某A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于2010年3月4日收到乙方股权投资款400万元整,款项用于投资吉安公司股权转让,乙方占甲方在吉安公司股权转让中的40%,乙方投资款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与甲方和泰盛公司、福建省泰盛包装彩印有限公司签订的《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中吴某C方的权利义务一致,该协议作为《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有义务在其股权可以依法转让时转让到乙方账户,股权转让时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该补充协议下方另有吴某C标注:2010年3月4日收到林某A汇到陈某账户400万元整人民币系吴某C收到。2012年3月26日,泰盛公司作为甲方、吴某C作为乙方、福建省泰盛包装彩印有限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一份关于《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就甲方将其所持有的吉安公司0.73184%(出资额685万元)转让给乙方一事,各方已于2010年5月31日签署了《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予以约定。吉安公司已整体变更为吉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正积极筹划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国境内证券市场上市。经各方友好协商,均一致同意终止《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中为控制吉安公司人数而设置的“出售权约定”条款,并签署本补充协议,以资昭收。协议各方均一致同意,原《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中“第十一条、出售权约定”之所有内容与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全部终止,相关约定即时失效,任何一方均不再主张出售权,而无论该等触发《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出售权的行为或事件发生在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前或签署之日后,或该等行为或事件被发现于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前或签署之日后。随后吉安公司借某E纸业之名上市,登记于吴某C名下的吉安公司股权相应变更为某E纸业股权。2013年8月16日,吴某C作为甲方与乙方林某A签订一份《股权确认书》,约定:甲方在某E纸业持有的股权11658525股,其中乙方占甲方总股权的40%(4663410股),在禁止流通期间,该股权不得用于股权质押,待股权可以进入证券流通领域,即股权解禁时,甲方有义务将乙方持有的股份依法转让到乙方账户,股权转让时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2014年9月26日,吴某C汇款83941.38元至林某A账户,该款项摘要简称为:股息。
  2015年5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莆民初字第332号民事判决,判令正大公司偿还林某B借款5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诉讼费400000元,吴某D、吴某C等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判决生效后正大公司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林某B遂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2015年6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莆执行字第157号执行裁定,冻结吴某C名下的某E纸业(证券代码6xxxx7)11658525股的股份及孳息。2015年9月14日,林某A对上述部分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认为一审法院冻结的吴某C名下的某E纸业股权中40%属其所有,要求一审法院解除冻结。一审法院执行机构审查认为:执行过程中经查被执行人吴某C持有某E纸业(证券代码6xxxx7)11658525股的股份,对此作出冻结裁定,符合法律规定,执行行为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是否系权利人。现案外人林某A主张被执行人吴某C持有的某E纸业公司11658525股中40%(4663410股)的股份系其所有,但没有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股权已经工商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故其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案外人林某A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裁定驳回案外人林某A的执行异议。林某A不服该执行异议裁定,致诉讼。
  另查明,本案讼争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限售期自2013年8月7日起自2016年8月8日止。2014年7月3日,登记于吴某C名下的11658525股某E纸业股票共取得现金红利209853.45元(税后现金红利0.018元×11658525股=209853.45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之规定,林某A诉请法院,要求确认吴某C名下某E纸业股权中的40%为林某A所有并停止对上述股份执行的诉讼请求,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林某B的该项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本案林某A与吴某C签订的《补充协议》及《股权确认书》,当事人主体均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均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些合同均合法有效。根据林某A与吴某C的约定,林某A将股权款400万元支付给吴某C,吴某C代林某A持有某E纸业4663410股的股份。吴某C取得某E纸业的股权分红款共计209853.45元,其中40%即83941.38元,与其2014年9月26日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林某A的股息金额相同,亦可印证上述事实,故应确认争议股权确为林某A所有。林某B对此虽有异议,但并未提出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相反证据。林某A的股权系与吴某C共同出资购买抑或从吴某D处受让取得的问题,因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指案外人对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执行标的主张自己享有实体上的权利,而请求法院对该实体上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以阻止法院对执行标的进行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现依据本案事实已足以认定林某A系讼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该争议并不影响本案实体认定,故对此问题不予评析。本案中,争议股权虽应为林某A所有,但林某A并不当然成为某E纸业股东,林某A是否出资仅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条件之一。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之规定,确认股东资格涉及自然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林某A请求法院判令吴某C协助林某A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诉求,其实际内涵包含请求法院确认林某A的股东资格,故该诉讼请求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依法不予审查,林某A可另行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对此,执行程序中的申请执行人,并非上述条款中所规定的“第三人”,从外观主义确立的正当性来看,商法上的外观主义保护的是商事活动中与争议标的具有密切联系活动的安全,如交易、质押等,保护的利益是第三人对权利外观的信赖。对于名义股东的申请执行人来说,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争议不是商事活动中与股权有密切联系活动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而是在名义股东和申请执行人完成其他交易或行为后,因名义股东不能履行债务,申请执行人需要辨认名义股东的真实财产而在股权登记是否发生错误、名义股东是否为股权的真正权利人等问题上发生争议,故申请执行并不属于商事主体间基于外观信赖而产生之行为,林某B自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保护对象。需要被执行的应为被执行人的实际财产,因此,其要对某项财产进行执行时,隐含的逻辑前提就是“该财产必须是被执行人的”。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之规定,现林某A请求解除对讼争股权的冻结,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
  综上,林某A系登记于吴某C名下某E纸业4663410股股份的实际所有权人,吴某C为该部分股份的名义持有人,林某A诉请停止对该些股权的执行,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1、确认登记在吴某C名下的11658525股某E纸业(股票代码为:6xxxx7)中的40%即4663410股为林某A所有;2、停止对上述财产的执行;3、驳回林某A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林某A负担100元,由吴某C、林某B负担38700元。
  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吴某C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申请书,证明2009年12月25日,吴某C转款1000万元泰盛公司;(2)陈某工资表,证明陈某是吴某D公司的员工。吴某D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3)转账凭证3份,证明2009年12月24日,吴某D公司财务陈某转账给吴某C900万元。本院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明吴某C于2009年12月25日汇款1000万元给泰盛公司。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3)中695.5万元的汇款凭证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余的800万元汇款凭证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一、关于林某A是否为涉案股权的实际权利人的问题
  本院认为,涉案股权登记在吴某C名下,再结合吴某C与泰盛公司签订的《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吴某C二审提交的申请书,足以证明吴某C持有涉案股权的来源与过程。本案纠纷存在的前提是吴某C持有涉案股权,若林某B质疑吴某C持有涉案股权来源的合法性,实质上就否认了吴某C是涉案股权的合法所有权人,那么林某B亦无权申请执行涉案股权,也就否认了自己的执行申请吴某C名下股权的权利基础。因此林某B申请调取吴某C2009年12月25日向泰盛公司汇款1000万元的凭证上备注的内容,不影响本案纠纷审理,本院不予准许。
  《补充协议》上吴某C的备注说明,2010年3月4日林某A付给陈某的400万元即支付涉案股权的投资款。而《股权确认书》进一步证明林某A委托吴某C持有涉案股权的事实。2014年9月26日,吴某C汇款83941.38元至林某A账户,并注明:股息。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林某A委托吴某C持有涉案股权的事实。而林某B与吴某C、吴某D之间的借款纠纷发生在2015年,林某B主张吴某C和林某A恶意串通,没有证据支持,也不合理,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林某A系涉案股权的实际权利人。
  鉴于林某A系涉案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对涉案股权拥有权益而林某B申请执行涉案股权的是基于其与吴某C、吴某D之间的借款关系,并非基于涉案股权发生的交易关系,林某B对涉案股权没有信赖利益,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第三人。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某A对涉案股权拥有所有权,其要求停止对涉案股权执行,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二、关于吴某C是否有义务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公司形式存在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有限责任公司阶段,即吉安公司,吴某C有义务也有能力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第二阶段是上市公司阶段,即某E纸业,此时,涉案股权属于在证券市场公开交易的股票,是否可以直接由吴某C名下直接变更登记到林某A名下,涉及上市公司股票的管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的股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市交易。”涉案股票是否可以直接变更登记至林某A名下,以及如何变更,属于相关证券主管部门行政管理的范围,超越本案审理范围,故林某A关于吴某C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林某A、林某B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某E纸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林某A与林某B各负担19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版权声明

本站为非营利性普及法律知识公益网站,旨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捍卫各方合法权益。所刊文章均用于学术研究,如有冒犯到您的相关权利,请与我们联系反馈处理。

上一篇:公司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已将其股份转让,人民法院不追加该股东为公司债务被执行人
下一篇:申请执行书